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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全学科设置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日期:2022-08-04

  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经过了100多年的建构,经历了从“七科”到14大类的复杂过程,总体趋势是从向西方学习到“中学”与“西学”并立、中西方知识融合、在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完善以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经过了100多年的建构,经历了从“七科”到14大类的复杂过程,总体趋势是从向西方学习到“中学”与“西学”并立、中西方知识融合、在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完善以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无论在建设上还是在分类上,始终根据社会需求进行创新完善,适时调整包括大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以及研究方向的学科设置,从而促进学术分工向纵深发展,并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学科分类既是对已有知识的一种逻辑划分,便于学术分工和协同研究,同时也可以指导和推动学科发展,开拓新的知识领域,建构完备的知识体系,服务于社会发展进步。因此,特别需要我们总结、研究与规划。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因而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相应地,中国古代有知识体系但没有知识体系逻辑分类。中国教育早在周朝时就分类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但这不过是一种贵族教育体制。中国古代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分类是图书分类。秦汉时期就产生了所谓“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唐代之后中国图书分类则逐渐流行为“四部”,到明清时成熟完善,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独特的知识体系分类。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古代知识体系本质上是通过图书分类体现出来的。其优点是简单明了,缺点是它在本质上属于知识汇总。其意义主要是目录学的,而非知识生产的学术分工与学科规划。

  近代以后,中国开始逐渐向西方学习知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思想文化通过翻译的方式进入中国,中国的知识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知识体系分类便被提上日程。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各种知识分类方法,但实际上通行的是“中学”和“西学”的二分法,后来则倾向于接受西方的分类方法。1902年,张百熙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即学制初稿;1903年,他又和张之洞一起修改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即学制定稿。他们借鉴日本的大学分科方法,把知识体系分为“七科”:“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学科第七”,后又增加“经学”为“八科”。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对清末学制进行修订,废除“经学科”,“七科”名称改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七科”从此固定下来。直到1981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共开设了10个学科门类,分别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对学制进行了修改。新的分科为12大类,增加了“军事学”“管理学”2个大类。2011年修订时增加“艺术学”,为13大类;2021年又增加“交叉学科”,目前为14大类。于是,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分类框架。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历程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第一步是通过借鉴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类方法,促进中国学科分类的现代转型。第二步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打破中西知识壁垒,促进中外知识融通,把知识整体化、系统化,从而建立更加完备的知识体系框架,这同样是非常关键的。第三步则是在中西方知识融合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知识与思想文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人类知识的丰富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在分类上,近代中国把知识分为“中学”“西学”的体系,虽然特征分明、简便明了,但是较为机械。这种划分除了割裂知识本身之外,也容易造成思想文化、社会人群、学术研究或社会实业的分裂与隔阂。清末张百熙、张之洞等人把大学教育分为“七科”,主要是以西方知识分类为基本构架。在古代中国没有“科学”概念和学科分类的条件下,直接向西方借鉴相应的分类方法,使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备起来。这让中国迅速融入世界,并为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的发展进步奠定了良好基础。“七科”知识体系形成之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现当代不同时期根据形势需要进行了多次调整完善。特别是经过新中国30多年的长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学术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产生了很多新的知识。传统的“七科”分类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如一些差异较大的学科已不适合归于一个学科之内,学科分类亟待调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对学科设置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完善,中国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分类才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学习、融合和创新是中国学术100多年来的基本线索,其发展脉络既具有历史阶段性,又具有自身独特性。

  相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国别、地域、民族和时代等方面差异较小,内容上具有较强的通用性,主要在形式上存在差别,比如语言上的差别。分科也有差异,但差别不大,基本上是理、工、农、医等。但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它虽然也有一定的共通性,但存在明显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等的差异。中国知识体系分类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比如,美国有“文理综合”大类,德国仅语言文学就有七个大类,中国仅有“文学”(文科)一个大类,狭义的“文学”包含在“文科”之中。通过比较中外学科分类可以看到,中国当今的知识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体系分类既有一致性,又有其特殊性。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中国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重视传承中国古代知识;二是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传统的、现代的学科知识,并保持对西方新兴学科的开放与接纳;三是构建自主创新、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从而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有所区别。可见,当前中国的知识体系分类具有中国性、世界性和开放性三大特点。

  中国知识体系分类需要与时俱进,使学科发展具有规划性并体现引领性,通过学科设置推动学科可持续发展。

  第一,调整学科设置,完善知识体系分类。目前中国学科分类的标准主要有四种:一是“国家标准学科分类”,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起草,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二是国家社科基金学科分类标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标准;三是“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分类,由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制定;四是硕士、博士学位一级学科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一般称之为“国务院学科分类”。这四个标准具有各自的针对性。任何一个学科包括大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其形成都有一个历史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学科会发展壮大,而有的学科则会萎缩和衰落。比如,建筑学目前属于“工学”类,但它实际上具有交叉性,是建筑技术与园林艺术以及美学的综合,是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甚至成为大类值得讨论。“七科”分类时期,“文学”其实相当于人文科学,后来的哲学、教育学、历史学、艺术学四个大类都是从中分离出来的,其实还可以再分。比如,“国学”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典学”,可以考虑将其列为独立的门类,这既有利于中国古典的打通研究,也有利于回归中国古典的“综合”本质。马克思主义学科目前分散在哲学、法学等学科中,是否可以像当初的“经学”一样设置为大类?另外,是否可以增加涉及国计民生的学科,包括大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以及研究方向。比如,新闻传播学目前归在“文学”中,是否可以独立为大类?这些都值得学界思考和讨论。

  第二,健全学科分类,促进学科为社会服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虽然具有体系性,分类逻辑严密,但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原因,其发展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有的学科历史悠久,发展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研究队伍庞大,属于“大学科”。有的学科虽然非常重要,但由于积累和重视不够,人才队伍、科研成果等各方面都发展乏力,属于“小学科”。比如文学研究,外国文学中英语文学明显是“大学科”,而德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日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则不能和英语文学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就历史与现实的文学成就来说,法语文学、德语文学、俄语文学丝毫不在英语文学之下。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相对是“大学科”,近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则相对薄弱。在中国文学各二级学科内部,其研究方向也是不平衡的。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内部,文学史研究是中心,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研究则相对较弱;纯文学研究是主流,通俗文学研究则相对边缘。就社会作用和意义来说,儿童文学非常重要,相关作家多、作品多、读者多,对儿童的成长影响非常明显。但该“学科”却稍显薄弱,表现为研究机构、平台、人员、成果少。研究有20多种专业期刊,而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研究儿童文学的学术杂志。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研究儿童文学、更多的人从事文学批评、更多的人研究通俗文学,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文学学科,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总之,我们亟须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规范的、对学科发展具有更大促进作用的学科分类和规划,并努力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